每经特约评论员 熊锦秋
近来，上市公司豪横分红的消息此起彼伏，分红预案披露后往往推动股价上涨，但有些分红却是掏家底式分红，引发市场质疑。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大笔分红值得鼓励，但也应确保分红方案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应赋予债权人一定的监督约束权力。
高分红不只肥了大股东
比如，江铃汽车(000550,股吧)2018至2020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11元、0.17元和0.64元，三年每股分红分别为0.04元、0.07元和3.476元（预案），2020年拟大笔分红，主要是末期每股未分配利润还有10.27元，属于掏家底式分红。对如此高额分红方案，有人质疑是肥了大股东，因为江铃投资和福特汽车两股东加起来持股占比超七成。
这些质疑并未切中问题核心，按公司法精神，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天经地义、公平合理，只要上市公司分红，必然是股东按持股比例来分，散户不可能指望超越自己持股比例的特别关照式分红，比如持股万分之一股权却硬要分1%红利，这怎么可能？上市公司不可能永生永世不分红，只要分红就必然按持股比例分红（除非提前有特别约定）。
高额分红并不只是肥了大股东，对其他股东都一视同仁。不过，由于有些股东在二级市场买入股价较高其股息收益率就比较低，相比于大股东较低持股成本及较高股息收益率，似乎不合算，但这个不能怪分红方案，股东应该反问自己，为什么要比大股东持股成本高得多的股价买入股票，如果以接近大股东持股成本买入股票，不同样是股息率异常丰厚吗？
而且，公众股东也不宜过分盯着大股东的原始持股成本，大股东将公司推上稳定发展轨道，不仅需要较大原始投入，同时也承担较大创业风险，让其适当享受创业利润也是应该的，其原始持股成本低于公众持股成本，也有一定合理性。公众股东是否投资上市公司，只要考虑上市公司净利润回报率是否能够达到自己心理收益率即可，比如在10倍市盈率以下估值就买入，根本无需考虑大股东的股息收益率究竟有多高，并通过比较进而产生不应有的羡慕嫉妒恨。
一些高分红方案存在不公
目前，一些上市公司高分红方案之所以不合理或不公平，关键是各年分红方案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比如，江铃汽车2018年以来各年分红金额差异竟达七八十倍，而在港股等相对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各年分红金额比较稳定，即使某年亏损，该年度分红金额也与此前年份基本相当，体现相当高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按规定，A股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需载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但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过于原则和模糊，在既有分红政策下，现实中出现各年波动性巨大的分红方案，这是需要改进的。
理论上讲，上市公司是否分红、或是否高额分红，并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但稳定分红、高额分红对股东锁定收益、对股民安排资金支出等具有正面作用。比如，假若上市公司各年分红方案波动巨大，股民难以拥有稳定的股利现金流，一旦某年没有分红或分红低，碰上急需用钱的场合就只能急切处理定期存款等资产，损失存款利息收益。
另外，有些股民利用股票派发红利定期追加本股投资，这其实也是一种定投机制，有利于捕捉更多投资机会，但上市公司今年高额分红、明年少分或不分，定投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也影响股民捕捉投资机会。
高额分红方案的不公平，还可能体现在对债权人不公平。2020年末江铃汽车净资产为110亿元左右（股东权益），但其流动负债高达166.42亿元，也就是说在江铃汽车公司这个实体中，或许债权人的权益比股东权益还要多，大额分红让真金白银流向大小股东腰包，债权人的利益就相对难有保障。因此应与上市公司回购一样，赋予债权人对上市公司股东分红一定程度的约束权力，这或许才是当前急需弥补的制度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