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认为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之间只存在竞争关系，相反，我们会共同优化这个市场。
今年4月1日，“全国范围内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取消”政策落地满一年。
一年多来，多家外资巨头积极申请中国公募基金牌照。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基金已于2020年8月获批，如今在排队的还有路博迈、富达、范达、联博香港、施罗德等几家。“华尔街之狼”真的来了。
对于进入中国公募基金市场，外资机构早有准备。比如第三家提出申请的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为这一天布局。
富达国际成立于1969年，是一家由创始人家族、管理层和高级员工共同持股的独立公司。2004年，富达就在上海开了办事处，迈出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富达的这种极具耐心的狩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其基金经理在富达国际的平均服务时间达到12年，平均从业年数为16.3年。2020年被派到中国担任富达中国的董事长的何慧芬在富达工作也已经有16年。近日，《巴伦周刊》中文版对她进行了专访。
外资独资公募开闸，面对的既有国内投资者的殷切期待，也有国内公募基金同业的严阵以待。“外来的和尚”能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要怎么念好“中国的经”，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公募市场中切下一块蛋糕？
何慧芬认为，中国是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市场，外资公司入华可以带来大量机构投资者，推动中国股票市场更加稳定。在申请公募之前，富达已经从中后台、到投研、投教做了长时间铺垫和投入。
以下是经编辑的采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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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展太快，中国资管市场有什么特点
《巴伦周刊》中文版：从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算起，中国金融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这些年中，我们看到有些机构进入中国后又退出了。那么您认为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哪一个方面是最难的？
何慧芬：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有信心，中国对我们公司来说是具有战略性地位的。
中国市场确实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比如投资者行为不成熟，把基金当做股票来炒等等，但是这些现象在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因此，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这是一个长期要做的工作。
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的资管市场发展得太快了，目前大概有8000多支公募基金产品，竞争很激烈。我们外资刚刚进入，还有很多本土化的工作需要去做，包括人才培养、建立团队等。我们的员工基本都是本土招聘的，也些人在公募基金和金融领域经验丰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本土化。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能谈谈中国的资管市场，除了发展速度快以外，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何慧芬：一方面，相同的地方还是不少的，比如说投资者对投资的了解和认知深度还不够，这一点在各个亚洲国家都没有什么差异。
另一方面，相比美国、澳大利亚这样（金融体系）非常成熟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区别可能在于投资者如何利用基金进行投资，以及在渗透上的差异性。在一些成熟的国家，很多养老平台的方案都是用基金在做。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发展之中。另外也可以看到中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比较关注短期，当股票市场出现波动时就可能出现很多相应的买卖交易。
但是也有很多变化在发生。例如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过去一两年在不断下降，投资者意识到将资金投放到收益不高的产品里，不能很好地帮他们对抗通胀，更不能满足更长远的投资需要，因此开始将资金投放到多类型资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当然这也和去年股市收益较高有关，但也说明投资者在慢慢了解产品的特点和带给他们的改变。
另一个不同在于，欧美国家很强调ESG和投后事务。我认为未来中国投资者在这方面会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发现年轻人其实对这块非常敏感。
还有一个不同，是投资者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利用手机阅读资讯、买卖产品等，这方面的app做得非常好，国内的投资者接受新投资工具和新思想的速度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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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能给中国资管市场带来什么？
《巴伦周刊》中文版：1995年中金公司作为中国境内首家合资券商设立。但外资券商过去这些年在中国市场上一直不是主流力量。同样的现象是否会发生在资产管理行业？
何慧芬：我们不是从本地、合资、外资这样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希望把最好的产品和经验带给客户，所以不在意我们是不是外资，也不介意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头部基金公司的位置。
但是，以我们踏实行事的风格，我们当然会往那个方向迈进，不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头部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扎根近二十年，品牌架构已经非常完整，我们只会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顾虑太多。
《巴伦周刊》中文版：我们从国内的资管公司那里了解到，他们对外资进入公募市场带来的冲击不乏担忧，认为外资公司在方法论、薪资水平上都优于国内资管公司。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慧芬：我们不认为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之间只存在竞争关系，相反，我们会共同优化这个市场。
首先，外资公司可以带来大量机构投资者。国内股票市场不稳定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有大量短线的、不稳定的零售投资者，而股票市场的成熟度很大程度又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及投资者的长远性。而外资机构是有这样的背景和文化的，可以推动中国股票市场更加稳定。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肯定会加剧竞争，但是开放就是希望市场上存在更多的方法和风格。我们希望把经验带来中国，和国内其他机构一起打造更良好的生态圈，推动市场完善，树立良好的市场国际形象，大家都能够从中受惠。
在我看来，我们更重视与本地企业进行合作，蚂蚁、华夏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最后使得投资者受益，这也是我们最终的愿景。依靠一两家公司不可能把整个市场服务得完整和到位，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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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杀入公募，有什么筹码？
《巴伦周刊》中文版：中国公募基金赛道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目前有8000多支基金，富达要在这个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优势和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慧芬：我们认为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常说我们是一家全球整合投资平台，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还是会采用在全球培养投研团队的模式，建设上海团队。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事情都是相关的。举个例子，电动车行业现在很火，如果我们要研究比亚迪(002594,股吧)，我们的分析师或基金经理可以与关注特斯拉的海外同事进行沟通，考察公司整个供应链情况等，这是我们独有的经营优势。
其次，全球资产配置是我们的一个长线业务。拿到公募基金牌照后，我们还希望拿到QDII额度，那样就可以发一些全球产品，我们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我们在海外不同国家已经做了很久针对当地的投资和产品方案，可以向有投资海外需求的投资者介绍这些产品。
第三，我们在养老领域有很多经验。比如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系统，哪些产品能够帮助投资者简单地解决问题。目标日期基金TDF（Target Date Fund）这种主要为个人养老投资需求设计的基金品种，就是美国富达发明出来的。我们正在利用这方面的经验与华夏基金进行合作，作为他们目标日期基金的模型顾问。
第四，我们对风险管理的理念与国内很多资产管理公司不一样。无论是风控的模型，还是工具、理念，都是过去多年经历不同国家的金融风波之后总结出来的。我们希望将风控经验和模式带到中国，给投资者不同的风控感受。当然，中国投资者都还要更长时间来接受外资做事的风格。要变成比较注重风控的长线投资者，必然是一条很长的路。
《巴伦周刊》中文版：这些特征一方面可以说是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反而遭遇“水土不服”？比如，富达希望投资者能够转变成注重风控的长期投资风格，又比如，国内投资者对于绝对收益抱有高要求。
何慧芬：我们也并不是把全球模型生搬硬套拿过来。我们之后的产品肯定是服务于中国投资者的需求，要尽力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找到平衡。
公司派我来到中国，肯定是希望我把过去十几年管理亚洲和中东市场的经验带过来，但我也必须承认，我还不足够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我的团队里大多数都是本土有丰富金融经验的人。我希望通过他们的经验实现本土化，解决外资入驻“水土不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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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研团队是重要DNA，在中国做事要有耐心
《巴伦周刊》中文版：在申请独资公募牌照之前，富达并没有像一些外资机构一样先设立合资公募。为什么？可以简要谈谈富达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状态吗？
何慧芬：富达国际进入中国的战略考量与其他公司很不一样。
我们是一个私人公司，策略是不做合资。因此受限于法规层面的原因，我们的机会会少一些，需要更多地等待时机。合资公司会有其他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公司的管理理念之一就是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投资方面，我们不希望受其他人影响。如果做合资公司，在很多方面都要和他人配合。所以我们有信心，坚定地进行自己的管理和发展，去培养我们自己的投研团队，无论是分析师还是基金经理。投研团队是我们很重要的DNA。
总体来说，我们进入中国的路径跟其他外资选择的路很不一样。我们的路径可以总结为：从中后台开始，然后培养投研团队；是从QFII到WFOE；从私募再到公募。
迄今富达在华已经17年了。2004年富达在上海开了一个代表处，2008年在北京有了第二个办事处。在此期间，我们也在不断地考虑针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外商独资)?法规开放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了。
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2007年，我们在大连设置了一个中后台（IT Center），现在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1200人。我们这个团队经过14年的培养已经非常成熟，他们可以支持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中后台发展。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在申请公募牌照，这个团队马上可以参与进来，处理中后台的事情。
第二，我们在投研方面的投入也很多。我们的团队一直对A股以及全市场范围的研究有覆盖，但是2011年之前人员主要分布在香港和新加坡，2011年之后才开始在上海有了我们自己的投研团队。现在团队已经非常成熟，达到了30人。
第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国市场中进行投资和投教。2015年我们的QFII的额度已经有12亿美元，这在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目前我们也是持有最大QFII额度的外资公司之一。2017年，我们申请了私募WFOE牌照，成为了中国首家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并获得了第一笔4.6亿元人民币RQFII额度。拿到牌照之后，我们发了一些产品，同时做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工作。
去年我们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法规开放，那就是基金公司外资股比不再受限制，所以在当年5月份我们就开始申请公募牌照。
《巴伦周刊》中文版：富达在公募方面的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何慧芬：第一是人才配置。我们团队从30个人扩张到了100个人，其他公司初期的人才配置都没有我们这样丰富。这一可以说明这件事上我们是认真的。
第二，打造整个平台，包括中后台、投研平台等。
第三，销售团队已经开始跟未来的客户进行沟通，进行市场调研，不仅是跟大的银行券商沟通，还深入到了一些二线省份的分行，询问他们在投资方面遇到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外资可以怎样帮助他们。
我们从成员、系统、模型到往后的产品方案都有准备。当然第一任务还是顺利拿到公募牌照，之后我们希望能开发一个比较完整的基金系列。
《巴伦周刊》中文版：富达入华的17年来，在中国是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吗？富达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多久？
何慧芬：这涉及到我们长远的布局和看法。长远来看，我们坚定地看好中国会是财务上的重要力量。私人公司的好处也在此刻体现了出来，我们不着急。我们集团董事长经常说的一句是，在中国做事要有耐心，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好，然后我们再慢慢享受成果。
我们在亚洲进入的第一个国家是日本。1969年，我们以全外资的角色进入日本市场，与现在进入中国的模式是相同的。我们目前是日本最大的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你看日本的故事，再看中国的故事，就会觉得我们的布局非常长远。在日本，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做大做强的。
在中国，我们一直都有着长远的规划。就目前阶段而言，除了公募业务，我们还有其他计划。比如在养老方面，我们也十分愿意参与这个市场。
《巴伦周刊》中文版：从2004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对富达的入华路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慧芬：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跟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级一级开放的，它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深化；中国的相关法规上也越来越完整，最初的法规在很多细节上不是很详尽，如今有了很多改变。
比如，资管新规的出台对理财状况的改善就有很好的影响。其实，法规和开放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我们富达集团也是在耐心地等待每一次开放和法规完善带来的机会。
《巴伦周刊》中文版：我们也看到最近有外资机构放弃了申请公募牌照，那么富达呢？
何慧芬：第一，我们已经等待了17年，我们不介意再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是很坚定的。
第二，我们在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监管机构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每一次它都会告诉我们他们会不断优化整个资本市场，也非常欢迎外资进入到中国，把海外的经验带进来。当然，审批还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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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多少养老金才能退休？
《巴伦周刊》中文版：可以具体谈谈富达在进行投资者教育、推动行业监管规则完善上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何慧芬：以养老为例，富达在全球养老行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
第一，我们做了前期调研，对投资者的投资概念有了初步认识。我们和支付宝平台签订了5年的战略协议，这份协议与业务和产品无关，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去接触到中国投资者，尤其是了解年轻人对待养老投资的看法。我们已经做了三年调查，对投资者关于投资养老的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有了解了这些事实之后，我们往后才能有方案。
第二，我们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希望能够帮助投资者提升投资意识。储蓄养老这些话题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其实是比较遥远的话题，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在自己和在其他很多平台上发布了很多关于投资者教育的材料。
第三，我们发布了很多相关投资工具。比如说在2020年，我们发布了一个计算器，帮助投资者计算养老所需资金。这些投资工具的研发都是以海外经验为支撑的，尽可能将这些投资工具做得简单、易了解。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养老金的储蓄法则，比方说在中国的市场里，如果你想要比较安稳地退休，那么你退休时账户里的养老金大概应该是你年工资的九倍。如果你的年薪是100万，那么你的养老金应该有900万。当然不同国家的倍数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国家的投资者行为、储蓄习惯都有不同。这只是我们法则的一小部分。这套计算法则是很完善的，考虑到了诸多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最后才得出了这样的法则。
第四，希望通过我们的经验创造出一些产品和方案。
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有思考。过去十来年，看起来是我们在等待时机，但其实我们一直很忙碌。我们要建立中后台，要做投研，要做投教，现在又要开始筹备公募。我们这一切都是在为进入中国市场做铺垫。
《巴伦周刊》中文版：富达公司一直注重养老。但是在国内，可能年轻人对养老没有什么概念。您能否分享一下美国是如何普及养老理念到现在形成这样的机制？
何慧芬：不只是美国，很多国家都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变得成熟。如果要把养老系统做完整，这里有几个重点：
首先，要有一个产品线比较完整的平台。这个平台上不仅只有某些产品，除了股票，基金也要是很重要的工具。对于成熟的平台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的投资者需要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在美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平台上的产品太多，投资者根本看不懂。因此我们要把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让投资者能够清楚明白地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基金。
比如，TDF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退休年龄选择基金，利用定投的方法把所有管理上的事务全部都交给基金经理就可以了。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才达成了最后这个成果。TDF诞生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养老金突然蒸发掉了一大半，所以我们开始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是法规上的配合。要有很多制度去支持这个领域的发展，比如美国的养老是默认设置机制。在美国，如果你什么都不投资，那么就默认资金流向TDF，相当于就帮助投资者完成了投资。但美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开始都需要投资者自己进行选择，存在很多投资者不投、或者错投的现象。这种默认设置都是从前的经验累积出来的。
还有税延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养老业务做的很大。人们之所以愿意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很大原因是因为税务上的优惠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一直有和监管机构去分享我们在海外的经验。应该怎样去设计产品和平台，税延怎么开，法规上怎样处理等。
《巴伦周刊》中文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文 | 《巴伦周刊》中文版撰稿人吴海珊
编辑 | 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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